米乐M6体育人会骑自行车还是默会知识吗？长期以来，经验一直是用主体感官接受外部世界刺激（及对外部世界采取行动）来界定的，经验知识是主体对经验的记忆和利用这种记忆的能力（用其进行选择和处理感知）。这样，作为经验的知识必定由主体的感知和控制构成，其通常可以表达为有关两者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记忆。所谓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指感知与控制如何互相对应。经验知识作为感知和控制及两者联系的记忆，掌握该知识及其所需的能力，不等同于用符号表达这些知识及其所需的能力。正因如此，人们在强调经验知识的本质时，往往认为经验知识中存在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可感知、可操作但不可表达的知识，即默会知识。

　　默会知识由英籍犹太裔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在1958年出版的《个人知识—朝向后批判哲学》一书中最先提出，并在之后一系列作品中有系统阐述。在波兰尼看来，可用符号表达的知识扎根于默会知识。换言之，默会知识比可用符号表达的知识更基本。

　　根据不可用符号表达这一基本规定，我们可以总结出默会知识的三个特点：第一，它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描述，只能在行动中展现、觉察、意会；第二，对默会知识的获取只能依靠亲身实践，必须用类似带学徒那样的方式来传递；第三，默会知识分散在不同个体身上，不易大规模积累、储藏和传播。

　　波兰尼提出默会知识之后，一度被哲学和思想界普遍接受。然而，随着神经科学的进展，科学家发现主体的任何控制和感知都是神经元的电脉冲。这时，是否真的存在默会知识，就值得怀疑了。为什么？既然主体的感知和控制只是神经元接收和输出的电脉冲，而这些电脉冲完全是可以测量的。主体即使不能用语言表达它，但可以用“数”来记录和传递这些电脉冲，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数之间的对应来表达。

　　当可以用各种穿戴设备记录和传递主体的感知和控制时，由主体的感知和控制规定的知识还是默会知识吗？

　　让我们来看波兰尼举过的一个例子：人学习骑自行车。波兰尼指出：“我们在关注骑自行车这件事情，我能明确意识到的是‘我在马路上骑车’这件事情，但是同时我还附属地知觉到（但是不能意识到），我正在做其他大量活动：神经系统和肌肉的控制与运作（身体动作）、对于视觉信息的处理（发现各种路障）、手部肌肉的轻微调节（保持自行车的平衡），等等，我们并不能在意识层面清晰地知觉到这些细节，当然也不能在语言上明确地阐明这些细节。”因此，人骑自行车向来被当作默会知识的典型例子。然而，骑自行车的知识可以化约为人的感知和控制之间的一种特定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输入电脉冲如何规定输出电脉冲。我们可以将这一数字关系记录下来、用程序表达并制成芯片，装有该芯片的机器不需学习就会骑自行车。今天看来，会骑自行车已经不是默会知识。

　　随着21世纪人类进入虚拟世界，存在着默会知识这一观点受到巨大的挑战，因为虚拟世界的基础就是神经元的输入和输出关系的可表达性和可传递性。

　　通常人们认为的那些不可以用逻辑语言表达的知识，只要还原为神经元的电脉冲，就是可以测量、记录并用数来传递的。既然主体的任何控制和感知都可以用数来测量并加以表达，它们的关系就可以表达为数之间的关系。它们规定的知识都不是不可用符号表达和传递的默会知识。

　　确实，如果承认科学经验以默会知识为核心，那么虚拟世界根本不可能存在，元宇宙也没有意义。然而，一旦否定默会知识，20世纪新自由主义的基础立即遭到颠覆。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曾立足于默会知识，证明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一个充分利用人类知识的社会，一定是立足于个人自主、互相交换自己的能力和知识的契约组织。忽视默会知识，把一切知识视为可用符号表达，并用其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哈耶克称这种将所有知识都认为是可掌握和可表达为理性的自负。然而，这一20世纪的金科玉律正在被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质疑，理性的自负再一次笼罩着科学界。

　　科学的经验不是泛泛的感知和控制，它是普遍可重复的受控观察和受控实验中的感知和控制。一旦将主体的感知和控制活动纳入受控观察和受控实验的基本结构，其就一定受到该结构的限制，并要满足普遍可重复性的要求。

　　科学的经验不同于一般的经验，其结构规定和真实性要求已经排除了相应知识是默会知识的可能性。因此，科学的经验中没有默会知识，并不等于不存在默会知识。根据控制和相应感知的确定性和可靠性，受控过程对某一个人可重复，它对该主体就是真的。只要将“受控观察和受控实验的普遍可重复”改为“受控观察和受控实验对某一个体可重复”，科学真实就转化为个体真实。

　　默会知识的本质是，它只是某一个体可以重复的控制和感知，以及两者关系的记忆，该知识对其他个体不成立。也就是说，默会知识确实存在着，但它不属于科学真实领域，当然也不是科学的经验知识。真正的默会知识都是个体真实。

　　将默会知识归为经验知识的核心是思维不严密带来的。生活中存在大量只有个人才觉得为真实的经验。某一个人之所以知道这些经验为真，是因为其可以被重复地实现和感知（如特异功能），可重复性使其和幻觉、想象区别开来。但这些经验无法在他人的控制（选择）和感知中重演，以至对其他主体而言它们和虚构没有什么不同。

　　因此，虽然在科学真实领域不存在默会知识，但在个体真实和社会行动领域，并不是任何知识都是可以表达的。当我们把主体的感受和控制还原为神经元的电脉冲，用电脉冲数字之间的关系表达感受和控制之间的联系，当这种关系是结构不稳定时，其不可能用程序来传递。虚拟世界和元宇宙的存在，并不能证明所有的知识都可以用符号（包括数字）传递。默会知识对市场经济的支持仍然有效，只是其成立的根据必须到真实性的其他领域即个体真实和社会行动中去寻找而已！

　　将主体的感知和控制活动纳入受控观察和受控实验的基本结构，并要求其普遍可重复，得出的另一个重要结论是：科学的经验知识不仅是信息，而且可以测量。

　　在此，我要强调主体拥有经验知识都意味着可控制变量、可观察变量以及两者组合方式的可能性空间缩小。关于主体可控制变量的可能性空间缩小和主体可感知变量的可能性空间缩小很容易理解，它们就是控制和感知的确定性。除此之外，经验知识还包含主体如何根据感知做出控制，以及根据控制获得相应的感知，它们实为可控制变量和可观察变量状态组合的可能性空间缩小。组合可能性空间的缩小当然也是主体获得可测量的信息。这样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科学的经验知识即可测量的信息米乐M6官网，真实的科学经验知识即可靠的可测量信息。

　　发现“科学的经验知识即可测量的可靠信息”是20世纪的伟大贡献。1948年美国数学家、电子工程师克劳德·香农首次度量了通信过程中可能性空间（不确定性）的变化。正是从那时起，可能性空间的缩小规定了度量信息的基本单位。其定义如下：当可能性空间大小本来为2（有两个元素），其缩小为1（只有一个元素）时，相应的信息就是1个基本单位，称之为比特。今天在计算机和通信中广泛使用的字节等均基于此。在普遍可重复的受控实验和受控观察中，控制和感知的确定性都是可能性空间的缩小，作为知识，它们完全相同。这种等同必定可以表达为科学认识论的基本法则。事实正是如此，就在香农提出信息理论的同一年，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在《控制论—或动物与机器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学》一书中提出了反馈。反馈（严格地讲应称为自耦合）讨论的正是信息沿着一个闭环传递时如何形成控制。发现反馈的控制论和信息论成熟的同步，正表明控制和感知在知识论上等价。

　　就科学经验而言，科学知识为可测量的可靠信息，其乃可能性空间（不确定性）的减少，主体具有科学经验知识，即获得可以测量的信息，真实性即信息的可靠性。我要强调的是，这一基本定义也适用于科学知识的其他两种类型—数学知识和物理理论知识，故惠勒有一句名言：“比特生万物。”

　　这是一个后时代，我们对于何为真实的判断暧昧晦暗。现代社会庞大的信息数据网络，除了如同阵令人难辨真假，也如同牢笼将我们封锁其中。回顾来路，20世纪的变革既漫长又短暂，一方面，科学的迅速发展建立起现代人膨胀的自信，另一方面，科学和人文的相互隔绝，使人意识到用科学来寻找主体及意义世界仿佛缘木求鱼。于是，当元宇宙作为热词常挂在头版头条，当人工智能快速崛起并被应用于商业领域，在娱乐的热潮过后，我们猛然堕入由无知和茫然带来的无限焦虑甚至恐惧之中。当我们认为科学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命运，却不明真假，难分好坏。现代性的危机横亘于前，仿佛来历不明的飓风横扫一切。

　　真实性哲学的探索来自对现实问题的反思。真实性的丧失难以避免，其背后是现代社会价值基础的坍塌。在前著《消失的真实》中，作者从历史的角度讲述了这一问题出现的根源，而这本书将延续这一提问，试图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作者认为，要找到这一方法，最根本的是要破除因为科学与人文割裂导致的现代人对科学发展的迷信与幻想，建立一种科学认识论的新框架。首先，要讲清楚“什么是现代科学”，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又面临什么问题。其次，立足于此，从哲学的视角审视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对元宇宙、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进展的反思。最后，通过借鉴“科学真实”，直面“社会真实”与“个人真实”，寻找一种将科学、人文社会和艺术统一起来的理论。不同文明的超越视野，现代社会价值基础的重建，以及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都将在这种崭新的哲学中获得理解。

　　金观涛，生于1947年，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名誉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系统的哲学》《历史的巨镜》《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消失的真实》。与峰长期合作研究，合著代表作有《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文化的演变（第一卷）》《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术语的形成》《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