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你和我的自行车记忆倒转三十年，自行车曾是中国人最重要、最青睐的代步工具。每逢清晨与黄昏，长街两侧，绵延无尽、滚滚而来的自行车洪流，是曾经的自行车王国最亮眼的名片

　　随着城市空间不断扩大，工作节奏日趋加快，人们的活动范围拓宽，自行车逐渐被汽车所取代，缩影成一代人共同的回忆。如今，借着大红大紫的共享单车，自行车王国昔日的荣光又被怀念，可这股荣光，能否借机回归呢

　　带穗的车座套，包裹着布条的车梁，缠满了装饰贴的辐条，转起来就是一道彩色的圆弧……在俯身扫码打开一辆共享单车时，王萌早已不记得自己那辆曾经被精心装饰过的“拉风”自行车如今身在何方。

　　22年前，一路清脆的车铃声中，15岁的王萌曾骑着它悠悠地晃过学校门口开得娇艳的桃花林、路边散发着夯实香气的小吃摊和牵着手在护城河边散步的年轻恋人……

　　王萌说，那辆自行车，是她永恒的青春记忆。“我们这代人的回忆里，应该都有一辆这样的自行车，它承载着我们最美好的时光。”

　　然而，随着城市空间不断扩大，人们的活动范围开始拓宽，自行车在近20年的时间里逐渐被汽车所取代，日趋没落。

　　直到2016年，共享单车在一夜之间火爆起来。城市拥堵的街头，骑着亮色自行车穿梭而过的身影越来越多。

　　“从兴到衰、再到复兴。”在王萌眼中，半个多世纪来，自行车的兴衰史，其实正是整个中国发展变化的缩影。

　　王萌对自行车最初的记忆，是父亲那对宽厚的肩膀。“小时候的那个故事里，有父亲、母亲、我和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1868年年末，《上海新报》便报道称，上海出现“靠蹬踏而行，转动如飞”的自行车，“成为街头新奇一景”。

　　但这一预言，在当时乃至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成为现实。大多时候，在国人看起来还很“古怪”的自行车，只是作为娱乐方式和“新思想”的象征，在“上层社会”流传着。

　　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们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 直至20世纪20年代，随着通商口岸的增辟，道路状况的改善以及制造工艺的改进，自行车才在中国正式流行起来，并开始形成了所谓的“自行车阶级”。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全部国产化的自行车品牌“飞鸽”诞生在天津，不久，大型国营自行车厂“凤凰”和“永久”也在上海相继建立起来。

　　“那时，自行车除了用于上下班乘骑，更重要的任务是负重运输。”王萌的父亲王利告诉记者，“一大家子要采买些沉东西、上远地儿接个人，都指望这辆车。”

　　“谁家有辆自行车，可比现在有辆汽车‘土豪’多了。”王利笑着调侃道，当时人们生活富足的象征，就是“骑着倍儿新的自行车，带着彩花的暖水瓶”。

　　在王利的记忆中，自己上世纪70年代中旬参加工作时，月工资只有36元，但一辆“永久”需要132元，而一张自行车票可以卖到80到120元。

　　“那会儿生产自行车的厂家太少，跟缝纫机一样凭票供应。一个车间百八十口人几年才轮到一张票，分配办法通常是抓阄。手气好抓上的，即使节衣缩食也非买不可。”

　　“大家排着队，车不许挑，都是一律的黑色，由售货员从里边把车推出来。”王利说，那是家里有史以来第一辆自行车。

　　“回家就拿颜色不一样的塑料条把大梁、车把等部位缠起来，以防磨损油漆。”王利回忆道，即便没淋雨，他也会隔三岔五用碎棉纱或旧布头把自行车精心擦一遍、打上油，生怕生锈。

　　“那时谈恋爱，每次约会，他(王利)都会骑着那辆永久自行车，一身军大衣耷拉在自行车后座上，感觉特别拉风、特别神气。”王利妻子李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当时结婚时兴‘三转一响’的‘四大件’(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而自行车最好就是永久的，讨个好口彩。”

　　随后几年，王萌出生并渐渐长大，每天都会变着法子讨好父亲王利，目的只有一个：“我能骑骑自行车吗？”

　　“当时还不到10岁，个头比自行车高不了多少，就只能骑‘三角架’。”王萌比划着解释，“就是原来那种大自行车，中间有一道钢梁，个子矮小的人坐不上座垫，就穿过横梁下方的空当，一只脚踩一个脚踏，身子歪在一边地往前骑。”

　　如今，王利夫妻俩依然保存着当年那辆自行车，尽管它已经破旧不堪。“但在我们一家人的记忆里，它始终是崭新、明亮的。”

　　1981年5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日用机电产品工作会议，决定大力发展自行车、缝纫机、钟表、电视机等十种日用机电产品的生产。

　　1983年，全国自行车实际产量达2758万辆。次年7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报告，要求促进企业联合，扩大优质自行车生产，三年内做到名牌车敞开供应，取消票证。

　　同时，随着收入的提高和供应放大，许多人结束了骑破车旧车和大号男车的历史，街头也不再是“黑骑军”的天下，各种型号、色彩、样式的自行车开始出现，洋洋大观。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国自行车的使用达到顶峰，全国自行车保有量近5亿辆。中国至此成为国际视角中的“自行车王国”。

　　英国皇家公共管理学会会长威·普洛登曾这样形容当时的北京城：“在北京骑自行车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但骑车所能领略的还不止于此。假如你愿意，你可以在广场四周的街道转悠，也可以从那里出发一直向东或者向西骑。在许多地方，有各家各户的笑语喧哗声，有小商小贩的叫卖声，有小企业嘈杂的噪音，但是在这一片喧闹声中，能听到的车辆声唯有自行车的铃声。”

　　甚至在1974年至1975年期间，时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老布什和夫人巴巴拉，也经常骑着飞鸽自行车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两人骑车经过前的合影也一再出现于当时的报纸、杂志上。

　　“我记得是1997年年末，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去店里挑的车，最普通的‘捷达’。”王萌回忆道，“我家已经算是买车时间晚的了，比我小几岁的表弟、表妹，几乎从小坐车长大，从来没有接触过自行车。”

　　有数据显示，1997年2月，北京的机动车首次突破100万辆大关，而仅仅6年半后，2003年8月，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就突破200万辆。

　　而上世纪80年代末年产量达600万辆的永久自行车，自1998年起开始亏损。2000年，公司发展已跌入谷底，面临退市和破产。

　　“那几年国家大力发展汽车工业，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小汽车进家门’。”王利感叹，“许多人梦寐以求一辆自行车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驾车出行的需求和数量急剧上升，自行车也不再是单纯的实用型代步工具，而渐渐站在了时尚、运动、休闲的新定位上。

　　“那时候，看见街边不少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左右旋转、上下蹦跳，也会怀念自己当年骑车的时光。”王萌说。

　　2014年年末，北京市工商局在对自行车行业的抽检中发现，包括凤凰、飞鸽等知名品牌在内的11款自行车被检出不符合国家标准被责令下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这个曾经辉煌产业的极大关注。

　　那次抽查的结果显示，天津飞鸽车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款飞鸽24吋自行车车铃不达标；上海凤凰自行车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款16吋自行车，被检出把立管、前反射器不合格。

　　去年4月22日，这款将互联网、物联网、自行车进行有机结合的无桩智能共享单车——摩拜单车正式上线。

　　每一辆单车都内置了GPS定位系统和手机SIM卡，利用移动基站定位技术，用户可以在地图上看到周围可供使用的自行车。

　　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共享单车火爆起来。小黄车、小橙车、小绿车，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一线城市的街头。

　　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炜说，创办摩拜单车是想“让自行车回归城市”。“骑单车的时候，速度慢，与自然和城市融为一体，就有机会感知到一座城市很多细微的变化。”

　　根据《》数据，智能共享单车的崛起让小汽车短途出行减少了55%。仅去年一年时间，共享单车全国骑行总距离就超过25亿公里，减少了45亿微克PM2.5排放，并累计节约4.6亿升汽油。

　　去年年末，优拜单车宣布，将会携手76年历史的老牌自行车厂商——上海永久，在全国多个城市推出无桩共享单车。优拜单车创始人余熠表示，希望接下来一年多时间内，能铺两百多万辆车，基本覆盖中国一二线城市和一些合适的旅游城市。

　　在此之前，飞鸽、富士达、喜德盛等自行车厂商都已成为共享单车项目的代工方。摩拜、ofo甚至曾放出豪言，要将大型厂商一年数百万的产能全部承包。

　　“共享单车真的很方便，不但便捷、环保、健康，还很接地气。”王萌说，网点多、随时停车的便利，还解决了她上下班“最后一公里”的困扰。

　　“像是时代的钟摆在回摆，我们又回到了当年那个骑着自行车到处晃的年代。”第一次骑上共享单车时米乐M6平台，王萌感慨万千，“风就那么轻飘飘地拂在脸上，好像拂开了20多年的时光。”

　　王萌说，她不知道仅凭满大街橙黄蓝交错的共享单车，能否让中国重拾“自行车王国”的荣光。“但是，共享单车就像是一条纽带，扭起了我小时候的那个春天，爸爸的手扶在自行车后座上教我骑车。我骑了很远之后才发现，他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手，而我一个人也走了那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