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乐M6体育这个意大利人用中文写下我们共同的六年我在一家商场里的饭馆点了一条长江的鱼。我假装自己还在威尼斯，决定点一杯白葡萄酒，心里想着达到了一种远离家又感到熟悉的完美状态。沟通能力有限，服务员给了我一杯白开水。我想，没关系，反正也是白的。

　　到2022年，他已经可以用中文流利沟通，甚至开始用中文做梦——在梦里，意大利的老友在用中文跟他说话。

　　我们会用一套北京语言大学出的名为《成功之路》的汉语教材，学到像“同屋”“你家有几口人”“别提了”“说来也怪”“你这老家伙怎么还没死啊！”这种后来再也没听到过的短语。

　　在北京，可以靠英语生存，但需要用中文生活。我拿《欢乐颂》来学习。剧中的日常闲聊给了我一些基本的交流技能。中国的电视剧能创造一种独特的既和生活有关，又不反映现实的平行世界：现实中，没有那么多摆在房间各角落显眼的酸奶盒。

　　从靠白酒和翻译软件交朋友，到用蹩脚的普通话录电影播客，慢慢地，他的中文进步飞速，身边的每个人都是他练习中文的老师，包括宿管大叔、保洁阿姨和保安小哥。这些与普通人相遇的日常，都被他用中文记录下来，发表在豆瓣日记上——

　　“你怎么不学习？”阿姨问我。她叫我不要在外面睡，会感冒的。几分钟的事，阿姨问清楚了我的学业进度、感情状态以及未来的生活规划。我想了想该怎么样对她表现出同等的好奇心，想来想去，就问她老家是哪的。

　　这段短暂的对话，勾勒出我们身边熟悉的阿姨形象：热心，问东问西，有点儿啰嗦，搭最便宜的火车回家。亚历的文字坦诚、朴实，像他笔下的普通人一样，没有过多抽象的诠释，常常带有一种现实的黑色幽默，也懂得适当的留白。

　　他的写作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有人以为他是个写作娴熟的中国人；有人读完他的日记，给他寄了很地道的中国礼物：一大包卫龙辣条。

　　离开电影学院后，亚历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中国，也和我们一样，需要面临就业的压力、职场的竞争，以及环境的急剧变化。

　　2022年末，他发表了一篇四万字的长文《世界了，你为什么还留在中国》，回答了他最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还留在中国？”

　　我去过南京西路，在地铁口和好友聊起了广东的工人和香港的神父；迷路在安徽，一个骑着摩托的光头大叔载了我一程，并安排我到下个目的地；在帝都，我坐在胡同的露台，用一把带星空图案的雨伞望着星星；我在海南的小镇依靠过看云来计算几点会下雨；在魔都坐出租，老家江西的司机和我回忆起意大利足球的黄金时代；走到义乌，我访问了收藏碟片的韩国商会长。

　　比如，记录下身边的人，他们偶尔会对大洋彼岸的外国人带着恨意，也会在日常生活和特殊时期伸出援手；

　　这一年，世界似乎了。各国的边境管控阻止了人的来往，减少了跨文化的交流，为误解和偏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汉字是你的朋友”，老师曾经和我说过。当时我心里一笑，觉得中文顶多能成为一个遥远的亲戚。但现在它不仅成为我的朋友。在使劲走向封闭的时代，中文是我和世界保持连接的绳索。

　　从2016年到2022年，亚历用私人视角见证了世界的、荒诞、希望和片刻的幸福。这是一个意大利人用中文写下的六年，也是我们共同的六年。

　　写这本书是为了讲我的故事。或者说，为了搞懂我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当第一次有媒体约稿让我写在中国生活这六年的经历时，我的脑壳简直像是被卡住了。我先想到的是那些已经对别人说过无数遍，甚至说烂了的宏观信息：我来自意大利（老家是帕多瓦，威尼斯附近的一座城市），本科在意大利读传媒，毕业后来了北京，学了一年中文，教了一年意大利语，去学了电影，去剧组工作，又搬到上海拍了一些广告。但是，对我个人而言，这些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表面相关的经历怎么连接起来呢？这个故事怎么写？

　　好在我自己对这样的处境非常熟悉。从差不多十岁的年纪，写作就是我最靠谱的朋友。写作能解答我的疑惑，挖掘我的感受，带来新的结论。它在我的生活中是一个很低调的存在：有时候，它会放你走，让你该忙忙、该玩玩，不会限制你的活动。它不急，因为知道你迟早不得不坐下来面对那张空纸慢慢说事。我试过忘记自己有这样的精神义务，却次次都回到了电脑前，仿佛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所吸引。这是我的命运，和它较劲完全无效，我只能常年接受写作的召唤。

　　像考古一样，我追踪了这六年中自己留下的痕迹，收集了任何可用的线索。朋友圈、聊天记录、豆瓣帖子，我通通找来。在整理杂乱的生活碎片时，我渐渐看出一些结构——用翻译软件和王泳交流、看《欢乐颂》学中文的时期；深入探索中国电影、和利诺一起录播客的夏天；走出舒适的北京、独自在各地旅行的阶段；孤单、无力、渴望归属感的疫情期间。经过微观的处理后，那些碎片汇成一条相当清晰的时间线，一个对这些年的交代，关于我个人的来华往事。

　　做了新闻，做了电影，我不再抱有对客观叙事的执念。在尽量确认事实准确度的同时，我写了一本带有自己的情感、理想和希望的书。我试图呈现自己和中国这片土地的复杂相处。一本将作者的主观角度放到最大的回忆录。这不是学论文，也不是社会学调查，写的仅仅是我的生活。从开始写的那天我就知道，这会是一本极为个人的书。你愿意抽出时间来读一读，我很感动，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写了很多自己的破事。你能读进去，甚至读完，读完还不觉得亏钱，我就很满足了，书也算是完成了它简单而宝贵的使命。

　　比起深思熟虑的计划，我来中国是迷茫的结果，一个二十三岁的人的决定：冲动、天真、乐观。青春专属的紧迫感足够让人毫无保留地投入到一个充满不确定性、远远不完整的方案。那是2016年的夏天——我拿了毕业证，有幸成为每五个意大利年轻人中失业的那一个。

　　在那之前，我其实已经工作过。急着实现经济独立，我还没进大学就开始做体育记者，报道射击运动的国际赛事。做了两年半，有些厌倦了，我决定辞职，找体育领域之外的记者工作，但面前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无薪实习。我那会儿正好开始玩电影，就成了穷艺术家，边和同学写剧本拍片，边骑着自行车穿越罗马的大街小巷上门教英语。“你未来准备怎么办？”我当时的女朋友乐乐严肃地对我说，“你总不能一直教英语。”我觉得还行，教小朋友也挺好玩的。可惜毕了业，似乎得做点什么正经事了。我去罗马一家牙医诊所上班。诊所是一间复式阁楼，牙医安排我到楼上，为诊所设计营销战略。寂静隐蔽的阁楼上，周围无人监督，我一个月只写了自己的剧本。再次下楼，我和牙医握手告别。

　　闷热的罗马夏天，我坐在出租屋的沙发上，有一种在游戏中遭遇瓶颈的感觉。工作倒是可以找，但都谈不上喜欢。那份射击运动记者的工作有个好处，是会让你去很多地方出差。2014年，我被派到南京去报道第二届青奥会。短暂的七天，我认识了几个热心的青奥志愿者。我很羡慕他们的上进心，有此前在同龄人身上少见的力量。但是回到罗马，我慢慢忘了那些事，去忙了别的。从南京到毕业这两年，中国是一个模糊的梦境，和我当下的现实似乎是一个平行的时空。直到它重新出现在我面前。

　　中国的电影市场正在飞速发展。从2003年到2010年，中国内地的票房收入年均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四十。2012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收入超过了当时的第二大市场日本。到2017年，中国的票房收入预计将达到每年一百亿美元，届时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米乐M6平台。

　　迷茫的时候，一点念头都算一个希望。那段时间，我拍了部讲罗马的涂鸦艺术家的纪录片；学校的老师找我把他写的短篇小说拍成短片；我去罗马的一个露天电影节做志愿者，整整两个月，每晚在座无虚席的小广场扫地、收拾椅子，望着大银幕上的电影，幻想自己的未来。看完《经济学人》的那篇报道，我隐约地感觉到中国和我有了关联。要不就，去中国做电影？

　　好像没问题。细节先不琢磨，走了再说。毕业前，我和乐乐分手了，她去了西班牙读研。我们通过邮件聊了我去中国的事情。“你做这个决定用了多久？”乐乐尖酸刻薄地问我，讽刺我比较冲动的做事风格，“三个月？三天？还是三个小时？”

　　可能是太把自己当回事，我有些无视了乐乐的幽默，认真回答起来。“大家从中国回来，”我对她说，“会跟你重复他们去之前就有的刻板印象，其实什么都没懂。我不是耶稣，但我经常觉得自己能够帮助不同的人理解彼此。东西方之间的隔绝不是一件好事。”